对康熙皇帝《十架颂》的解读和欣赏

每年的复活节前，清朝康熙帝的《十架颂》这首诗，都会成为新教议论的热潮，还有人普了曲歌唱。由于“数字”，是这首诗一个显著的特点，提到这首诗，有人往往会从“数字”入诗来分析和欣赏，并误以为这是一首“藏头诗”。

那么，何为藏头诗？《十架颂》属于什么诗？诗中的“数字”有什么寓意？这首诗反映的是何思想内容？有何艺术特点？康熙为何如此熟悉福音信息？对于我们今天宗教中国化又有何启示意义？

01.何为藏头诗？《十架颂》属于什么诗？

藏头诗，又名“藏头格”，是杂体诗中的一种。藏头诗有三种形式：一种是首联与中二联六句皆言所寓之景，而不点破题意，直到结联才点出主题；二是将诗头句一字暗藏于末一字中；三是将所说之事分藏于诗句之首。常见的是第三种，每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读，可以传达作者的某种特有的思想。

藏头诗属于正体诗以外的杂体诗。具代表性的诗体有：回环（文）诗、剥皮诗、离合诗、宝塔诗、字谜诗、辘轳诗、八音歌诗、藏头诗、打油诗、诙谐诗、集句诗、联句诗、百年诗、嵌字句首诗、绝弦体诗、神智体诗等40多种。由于藏头诗“俗文化”的特性，注定难登大雅之堂，所以，它不为正史和正集所收录。

从古至今，藏头诗多在民间流传，或散见于古典戏曲、小说。如《水浒传》中梁山为了拉卢俊义上山，吴用利用卢俊义正为躲避“血光之灾”的惶恐心理，口占四句卦歌：“芦花丛中一扁舟，俊杰俄从此地游。义士若能知此理，反躬难逃可无忧。”暗藏“卢俊义反”四字，广为传播。结果，成了官府治罪的证据，终于把卢俊义“逼”上了梁山。

千古一帝康熙被称为是“最博学的皇帝”，他不仅熟知中国古代文化，也向传教士学了不少拉丁文，且懂满、蒙、梵语。可见，康熙的语言能力在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。故此，从他的地位影响，文化修养，对基督信仰的尊崇和探究来看，他不可能写“藏头诗”。而另一方面，从《十架颂》的结构和特点来看，这是一首很美的“七律诗”。

02.《十架颂》七律诗的来历

康熙曾写过几首以信仰为背景的七律诗。据说在南怀仁神父谢世后，在京的西教士有张诚(Gerbillon)及白晋(Bouvet)二人供职。一次康熙患疾，太医束手，张诚献上西药，一服而安。皇帝遂赐地建教堂，并亲题“万有真原”匾额；又题一联:“无始无终，先作形声真主宰；宣仁宣义，聿照拯济大权衡。”又作一诗《十架森森萬象眼轮中》挂在中堂。这幅对联和七律诗，在民国二十年出版，赤山杨多默编的《圣清音集》可找到。根据内容推测，圣清音集应早于《圣教礼规》，说明《圣清音集》的成书时间应在道光末年之前。但《圣清音集》所选的《十架颂》这首七律诗，并未将此诗归于康熙名下，有关《十架颂》的历史记载，未能找到其它书面资料，至于是康熙什么年代，什么背景之下所写就更不清楚了。

在此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康熙的历史背景。康熙的前辈，是从黑山白水走出的清王朝，拜的是喇嘛教，满人利用藏传佛教降服蒙藏族人，清王朝入关前一直如此，这就奠定了清朝与宗教关系的基础。但康熙的父亲顺治皇帝,奉德国宣教士汤若望如爷爷，尊称之为“玛法”(满语，意即父老或爷爷)。据史载，于1656年到1657年间,顺治皇帝亲到汤若望馆舍作长晤谈,共计二十四次之多。平均一月之内皇帝亲访汤若望两次。

顺治去世后，康熙继位，时仅八岁。及至稍长，康熙秉承先皇对西方传教士的敬重，亦十分尊崇汤若望所引介入京的比利时南怀仁神父，奉之如父如祖。他对南怀仁非常尊重。不仅是因为南怀仁博学多才,带给当代中国不少先进新知与实用科技。

另一方面，更因南怀仁的高尚品德与其仁慈的心怀，比他年轻不少的一代明君康熙甚为心折。因此、康熙接纳了南怀仁，接纳了他所传的福音。康熙无论在国学、文才、聪慧上，皆胜于先皇。从他以上所写的圣教“对联”和“诗作”约略窥视康熙对教会神学和圣经学的领会。故此，从种种因素来看，如果说 《十架颂》出自他手，也就不难理解。

03.《十架颂》的内容思想

康熙的《十架颂》名曰《基督死》，人称《康熙十字歌》，《圣清音集》谓《恭颂耶稣苦容》，很多人叫这首诗《功成十架》。下面我们分析这首诗，原文如下：

功成十架血半溪, 百丈恩流分自西。

身列四衙半夜路, 徒方三背两番鸡。

五千鞭挞寸肤裂, 六尺悬垂二盗齐。

惨恸八垓惊九品, 七言一毕万灵啼。

第一句：“功成十架血半溪”，开门见山向人揭示了耶稣的救赎之功。是藉着祂钉死在十架上才得以完成。句中用“溪”字来做比喻，可以联想，“溪”紧连于“泉”，那血就必然有喷涌之势，分流之广，圣洁之美，渴慕之众，刺心之痛，功效之巨。“血成溪”就不是过分夸张，而是更确切的指出祂流血程度之深，救恩之大（参路22:24；若19:34）。

第二句：“百丈恩流分自西”，救主的宏恩源源不断地向四面八方流向人间。句中用“百丈”比喻祂高深莫测不可估量的恩宠。“分自西”指我国万民救恩来自西方，祂钉死在西方的耶路撒冷，而我们国国在西域的东部。从作者角度谈到“分”，那是对祂圣血的感恩，分明道出，救恩轮到作者自己，乃至自己的百姓。

第三句：“身列四衙半夜路”,讲到耶稣被捕，比拉多审问的情节，如此推来送去的审问折腾半夜的工夫，祂不得不跟着这些恶众跑冤枉路，当然也预表世界黑暗如夜，祂来得正是时候（参若18:24-31；19:47；22:2）。

第四句：“徒方三背两番鸡”，讲到门徒四处逃散，唯独伯多禄暗暗跟随，但因为的软弱而三次不认主。“三背”：指伯多禄三次违背自己的诺言而不认主，“两番鸡”：鸡叫两遍的意思，你看，这些细节作者只用七个字就完全表达了出来。而此句引入鸡的叫声，实在妙哉，尽管人的软弱，背逆祂的旨意，但祂仍深爱世人，用鸡的叫声，把光明带给人们（参谷14:50；玛26:58；谷14:38；14:66-72）。

第五句：“五千鞭挞寸肤裂”，“寸肤裂”不仅表明祂圣身遍体鳞伤，而且更有被鞭打后肉烂之意，表示没有一处不是裂开的，血肉横飞，其痛苦状惨不忍睹（参若19:4，12；23:13-16）。据史料考证，当时罗马式的皮鞭，乃是一杆多头，而每条皮革制成的绳头上还嵌有一些铅丸和骨制尖金钩，一鞭打下，便有数根绳落身，血肉横飞，使人无法忍受，故“五千鞭挞寸肤裂”确系真实之词。

第六句：“六尺悬垂二盗齐”。讲到祂身体在苦架上离地面有六尺以上，引人注目。“二盗”指与祂同钉十字架的强盗，一个在左，一个在右。这是恶人们精心策划故意这样做的，为了羞辱耶稣，将祂置身于盗贼匪类之间，与歹徒并列，让来来往往的恶众观看耻笑。与祂同钉的左盗，也竟然口出恶言凌辱祂(参玛27:38-44，路23:29）。

第七句：“惨恸八垓惊九品”。说明祂的受难受苦震惊了八方官民之众。当时的犹太民众，虽则麻木不仁，漠然视之，但所有敬慕祂的人、门徒、已睡的圣人和天使，都深知救主圣死的伟大意义，这关系着普世万民的生死祸福。

第八句：“七言一毕万灵啼”。“七言”指耶稣悬在十架上, 前后说了七句话。“万灵啼”即道出祂的苦难之死，将换取万人得救的时刻已真正到来。祂祂的七言道出了何为宽恕、救恩、关系、舍弃、苦难、胜利，最终回归父的怀抱，这七步是我们追随祂的信仰真谛。

十字架七言散见于四福音：玛窦福音、马尔谷福音各记一段，但内容相同，路加福音、若望福音各记三段，合起来共七段。耶稣七言一毕，便低头气绝，其时天显异象﹕太阳失光，地动山摇，盘石崩裂，坟墓自开。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。天下万物，都显得异常哀痛，证明主耶稣是天父的儿子。（玛27:51，路23:44-45）

作者奔放的诗句和整齐的韵律相结合，使人读起来铿锵有力，意味无穷，让人一边读诗，一边默想祂的苦难，那悲痛的场面必会历历在目，催人泪下。

04.《十架颂》的艺术特色

我们从整首诗就不难看出，康熙皇帝精古诗韵律，这首七律诗押韵严谨，虽只有八句五十六字,但却将耶稣从被捕到殒命的主要情节描绘得淋漓尽致。奔放的诗句和整齐的韵律相结合,使人读来铿锵有力,意味无穷。

这首诗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属于数字诗，康熙皇帝把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”和“半两”及“百千万”等15个数字用在里面，还有量度，把“分”、“尺”、“寸”、“丈”等也巧妙的用在这首诗内，这样的创作给人以量大，镜明之感。同时又显得里外和谐，纵横呼应，恰到好处，毫无牵强之意的描述了祂最后的苦难。

最难得的是康熙对祂在最后的晚餐过后，直到上苦架的受苦的历程，描述得历历在目。并且，除了对史实有准确的记实描述以外，字里行间竟盈溢着殷殷慕孺之情。康熙身为一国之君，愿意如此虚心接受西方传教士所传之道理至此地步，确属非常难能可贵之处。

如果一面读诗，一面默想基督苦难经历中那些悲痛的场面，必会历历在目，催人泪下。然而，滴水穿石，非一日之功。这巧妙的诗句，绝非轻易信手捻来，如没有熟读圣经，深刻理解耶稣钉死十架的意义，及勤操笔墨，反复推敲，素含深遂语言工底，及丰富想象力是绝不会雕琢出如此佳美的诗句来。

05. 康熙诗作对于福音中国化的启示

康熙，名称爱新觉罗·玄烨（1654年5月4日—1722年12月20日），清朝第四位皇帝，清定都北京后第二位皇帝（1661年-1722年在位），年号“康熙”。蒙古人称为恩赫阿木古朗汗；西藏方面尊称为“文殊皇帝”。顺治帝第三子，生母为孝康章皇后佟佳氏。

康熙8岁登基,在位61年,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。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,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，是一位英明的君主、伟大的政治家。康熙皇帝曾热心探讨基督真道，在国事纷繁之际，不仅利用时间学习圣经等书籍，还常和那些远涉重洋而来的外国传教士谈经论道。由于他熟悉圣经和教会历史，在世曾写过许多教会题材的对联和诗歌。现今教会流传的不少名诗名联,就是康熙皇帝的杰作，这不仅反映他对教会知识的渊博，更重要的是他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功底。

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，基督信仰为何对中国人的影响十分有限。为此，方豪神父说：“试读古典诗文，渐可领略到某些差别”。历数我们留下的以教会信仰内容为题材，让我国文人学士及普通大众所熟知的“诗词歌赋”实太少了。留下的一些文学艺术作品，仅限于中国汉语语言独特的传统文化艺术形式——“对联”。

如法国图藏清同治八年《圣教圣像全图》。法国图藏约清康熙五十三年仁爱圣所校梓《思正恩言》。徐家汇藏书楼藏，约清康熙三年尚佑卿的《天儒印正》。光绪二年出版，平遥古陶方济会第三会司铎田文都辣编《圣教对联》。法国国家图书馆藏，成书于清道光年间《圣教礼规》。民国二十二年兖州出版的《圣教对联》。民国二十二年，山东府兖州天主堂印书局出版的《圣教对联》。民国二十年出版，赭山杨多默编《圣清音集》。民国十二年出版，张智良司铎编《圣教楹联类选》。其中不署名的居多，署名的有康熙、徐光启、馬相伯作，英斂之等人。但幸运还有康熙皇帝留下的“诗文”，虽然为数不多，但皆为佳作，并为教内外所熟知。

我们应该承认佛家以文学艺术作为结交士大夫的方法，影响到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。南北朝诗人渐以佛语入诗，唐朝“则‘禅房花木深’，‘僧敲月下门’，‘姑苏城外寒山寺’等句，俯拾即是。” 禅宗思想渗入诗歌，以禅品诗，以禅拟诗，以禅参诗，赋予诗歌以宁静澹泊的风格和空灵悠远的意境。佛家在历史上留下的文学艺术作品太多了。难怪陈垣先生说“文学是与士大夫接近的唯一工具”，“借诗来交结士大夫，实中国佛家的秘诀。” 由此也启发我们，基督信仰要争取到教外人士的了解、支持、慕道、归心，可推行例如文学艺术中国化一系列创作等形式，应是一条重要的通道。

（原载：荒原星语）